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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精品久久》报道。罗志田:走向特殊规律: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的思考分类:史学理论阅读(212)投稿:-2022-11-04     摘要:范文澜是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争论的主要当事人,他以《中庸》所说秦统一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对应斯大林的民族四要素,从而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 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范文澜从理论上思考“规律”的“特殊”性,产生出 “特殊规律”的创新认知,以区分“代表普遍”的欧洲和“表述自己”的欧洲。他强调应“ 承认各国历史发展各有其特殊性”,进而通过与欧洲特殊性的比较,具体论证了中国的特殊 性;认为只有以“历史的具体事实”作为“有和无的根据”,而不是“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 当作普遍性”,才不致“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   关键词:“汉民族形成” 特殊规律 局部规律 理论与实际 “五朵金花”     20世纪50年代(以下简称5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有所谓“五朵金花”之争,其中之一 是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争论,因范文澜回应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关于中国民族形成 时间的见解而引发 。与其他几个议题相比,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在论文数量上最少,在“改革开放”后有关“ 五朵金花”的学术回顾中,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陈述也较弱,但相关争论一直在延续 ,或可以说是生命力最强的一朵“金花”。   范文澜的相关主张至少有三个层面值得再做探究,一是在形塑历史认知的进程中,理论和史 料怎样关联互动;二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如何,这是范文澜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三是下文所要探讨的面相,即范文澜怎样通过与欧洲的比较,来认识和论证中国的“特殊”。本文无意评述当年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争论中何种见 解更为正确, 而是把范文澜的主张作为一个“事例”,置入相关问题之中,希望从他们争什么和怎样争来理解昔年学者关注之所在及其思考轨迹。下面先简述论争的缘起。   一、“汉民族形成”争论之起   “汉民族形成”的争论是因叶菲莫夫提出中国民族形成于19世纪之后这一见解所引发的。他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中所形成的历史范畴这一理论,认为“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民族”许多固有特点的“中国民族”,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 间形成的”。   范文澜很快写出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同样依据斯大林的民族 理论,以《礼记·中庸》所说秦统一后“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对应斯大林关于“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共同体这一界定,从而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中国也同时成为统一的国家。   关于中国早已形成民族国家的看法此前也曾出现。胡适在1933年就说,“照广义的说法,中 国不能不说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国家”。尽管中国“人民的教育不够,不容易想象一个国家”,也“还够不上近代民族国家的巩固性与统一性”,但在民族的自觉、在语言文字的统一、历史文化的统一、政治制度的统一与持续这些条件上,“中国这两千年来都够得上一个民族 的国家”。他所再三强调的“民族国家”和“民族的国家”,就是在因应近代西方的观念。   吕思勉约在此时也具体说到,“《中庸》里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十二个字,是最表现得出我们民族形成的情形的;亦即是我们民族所以能形成的原因”。不过他关于这三同的理解与后来范文澜所说的意思不尽同。我的阅 读范围有限,不排除还有更早更详细的说法。不过,尽管此前也有相关的认知,范文澜大概 是第一位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论述这个问题的。   与上述叶菲莫夫的观点相比较,范文澜把中华民族的形成提前了两千年。尽管他审慎地加了 两个“独特”的定语,但仍与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中的历史范畴这一理论界定相冲突。 这在当年是个相当勇敢的尝试,有学者以为是“挑战了斯大林的权威论断,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不论范文澜是否有想要“挑战”的意愿,那时即使只是“挑战” 苏联专家的论述,也是个不小的突破。文章发表后迅速引起争论,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已为较多人所熟悉的50年代,参加讨论的多数中国学者并不赞成范文澜的见解。   1954年11月,在范文澜自己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为此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没有人支持范文澜的观点,全都是反对的意见。而在稍后编辑出版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中,也仅有章冠英一 人支持范文澜的看法。且这些批评意见常出 语犀利,包括使用“割裂”“歪曲”等字眼,甚至明言范文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 ,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极有杀伤力。即 使是范文澜这样从延安走来的“老革命”,也未必承受得起。   当时可能还有其他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严厉批评,以至于范文澜一度将他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检讨手稿题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简编〉》。还是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看了稿子后给范文澜回信,建议“如果能在文章中把你的通史的‘光明面’也提出一些 ,或者写在后头,则可以更为完备些”,才给范文澜以鼓励,改变了他“自我批评”的严厉 措辞。稍后他公开回应说,《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有各种意见,其中一些是“关于观点方法的”。 因为“本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十分不够,说明事理未能深入浅出,有些甚至说错了” ;然后加上一句:“也有一些我并不认为自己是错误的”。   那段时间陆定一对范文澜的肯定是持续的,在1956年5月一次关于近代史问题的高层小会上 ,陆定一明言范文澜的“‘汉民族形成’文甚好。听说反对者多,是由于斯大林的教条”。 会上还说到南斯拉夫大使建议“中国历史家不要受苏联史学家的影响”,举出尚钺的《中国史》(估计指《中国历史纲要》)“受到苏联史学界恭维”,应予以注意。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斯大林的权威有所下降,陆定一的态度 或与此相关。故尽管在公开场合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的主张受到较多的批评,但在内部至 少部分得到来自高层的肯定。   在1957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的关于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明确指出 :“在我国不能死套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民族。他没有详细的从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相对“内部”的讲话,然态度是鲜明的。后来对“汉民族形成”争论的官方回应 ,实际支持了范文澜的观点,但争议仍然存在。   在50年代初那段时间里,范文澜大幅修订了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希望“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和方法给中国古代史画出一个基本的轮廓”。他进而明言,这本书第一,要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同样不等于一个公式 ),曾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诸阶段,并无亚细亚特殊之说。第二 ,要说明在明、清两朝,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存在的,但远不曾发展到足以破坏封建社会 的程度。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是完整的封建社会,其中并无封建制崩解之说。资本主义萌 芽对封建制起崩解作用,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大量史实中是没有根据的。这里范文澜以否定的态度直接回应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 再加上他自己坚持的西周封建说,实际是以《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参与了好几朵“金 花”的讨论。这一《再版说明》需要特别 重视,范文澜再次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意思:既要维护五种社会形态的基本模式,又要强调中 国的“特殊”,而且是与“亚细亚特殊”不一样的特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当年很多人 说“特殊”的理论依据),更是上升到“公式”或“规律”的特殊。   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 的情况。”这句话毛泽东至少引用过三次,其中 《矛盾论》是范文澜比较熟悉的。他在延安时就引过列宁这句话,以后又再次引用。既然要“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不能公式化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当以马克思主义 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行动的指南。   二、学理论的“神似”和“貌似”   在范文澜看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有“神似”和“貌似”的区别。学理论“是要学 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 主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 ”。由于“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 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而“貌似”则是“不管具体实践,把书本 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圣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 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他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   《共产党宣言》指出,各种“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断 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范文澜据此提出,要了解阶级斗争,“不仅要分析各个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同时还得分析各个阶级内部各种集团或阶 层所处的地位,然后综观它们在每一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变化。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 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他也引用了斯大林对“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之批评,这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底生动原理变成毫无 意思的生硬公式”,其实正确的方式是“从研究实际环境中求得指示”。 例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把它公式化来应用 ,就难免失去原理的精神”。即使重视生产工具的作用,也不能“把历史描绘成为没有人参 加的(或者说没有人的能动性的)各种经济过程的平稳的自行发展,把历史唯物主义改变成 为经济唯物主义”。如果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首先要把生产关系划分出来作为说明该 社会形态底结构和发展,同时还要到处和经常考察那些适应于这些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物, 以血和肉来把骨干包裹起来”。简言之,“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不能“用几个公式造成”   范文澜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虽比兴味道稍重,却也是一个早已在发 展中的倾向。顾颉刚此前已观察到,自从唯物史观输入后,就“使过 去 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其中经济特别得到凸显。翦伯赞便注意到一 些历史著作中“人”被淡化,“把历史变成了一个刻板的公式”,而且“只看见死板的经济 力量之自然的机械的活动,而看不出人的作用”。他更指名批评“新兴的历史家如郭沫若、 吕振羽都闭口不谈个人,这至少是过于偏重了历史之经济的动因,而忽略了历史之主观创造 的动因”。   伴随着机械的“经济”之兴起,是“人”和“主观”的衰微。到50年代,范文澜注意到,知识界教条主义的一个表现是,教历史课时,“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在范文澜看来,这似乎是出于谦虚,但“ 谦虚谨慎是为了加强主观能动性,是为了加强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为了加强批判的精神,归 根是为了克服客观、改造客观。决不可误解为削弱主观,俯首帖耳,给客观作俘虏”。如果 “谦虚谨慎过了度,过度到否认自己的存在,只有别人(所谓‘权威’的人)没有‘我’了 。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范文澜进而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 ’的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 他所用的“恢复”二字,揭示出一个那时已在流行的现象,即学术表述中个人的隐去。从 50年代起,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学术论著中表述个人看法都用“我们”,而不能说带有 个人主义意味的“我”。所以,想要“把‘我’大大恢复起来”的主张特别有针对性,可惜 也未能改变时代风向。   在学理上,范文澜表出了一个辩证的重要见解——“我”和“客观存在”不仅不对立,而且 恰是“客观存在”支撑了“我”的确立。也因此,在“客观存在”面前,“我”和“权威” 是平等的。郭沫若稍早就文艺与科学的关系说,“真正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纯客观的机械式的 态度,它是要 经过客观真理之明朗的认识以养成主观定见之坚毅的操守”。科学是在“养成主观的能动力 量而不是阉割它”,且“经过科学的客观”,就能养成“文艺的主观”。这话应该也适合史学,即科学的客观能养成“史学的主观”。   用现在的流行语说,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他们对主观 和客观,特别是个人在其中的位置,其实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实际影响不大。后来流行 的取向,不论是在课堂上还是教科书中,乃是“客观”的高抬和对“主观”的贬斥,最终导 致 把“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变成抽象的公式化言说,甚至“把历史描绘成为没有人参加”的 经济过程。个人在学术表述中的隐去,不过是这个大趋势的表征之一。   实际上,历史事实本身是生动的,而“人的参加”正是一个要素。而要避免把历史讲成教条 式的死板公式,还要特别注意整体与个别的关系。如果社会现象不纯粹而可以有例外,就要 从分析具体史料和证据去理解;如果共性包含在个性之中,就要贯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 马克思主义原则,去认识局部的特殊,而且可能是规律性的特殊。   三、立足于局部环境探索特殊规律   毛泽东强调,“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不但这些矛盾“各 各有其特殊性”,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都不能一律看待。矛盾有 共性和个性,共性是绝对的,然而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抽象说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 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具体言,“ 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 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   从范文澜当时和此后的言说看,他对《矛盾论》相当熟悉,有时虽不直接引用也看得出影响 。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的阐述,似乎给他不小的启发。马克思关于相同的经济基础可以因 “无数不同的经验上的事实”的影响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等级差别”,以及列宁关于“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两段话,让他进一步认识到现象都是有差别而不纯粹的尤其马克思关于只有通过 对“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能理解“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的强调,或使他能够提出:以为如果“有了奴隶,就不能有农奴和农民”,或因为“既 有奴隶从事生产”,就“不能是封建社会”,这都是“把社会看作‘纯粹的’现象”,并不 符合史料“所说的生产情形”。   既然现象并不纯粹,可以有例外,且当从分析“经验所提供的事实”去理解,就强化了范文 澜对史料和证据的强调。他进而从理论上思考“规律”的“特殊”性,提出“局部规律”和 “特殊规律”的创新认知。一般以为规律都是广泛适用的,而范文澜却认为规律也有“普遍 ”和“特殊”的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很多,“都是运用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密 切结合起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 律”。他明确了“普遍规律”更具基本性,却仍主张“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   当时学界都熟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范文澜把两者 都上升到规律,似乎提升了“具体实践”一方的层次。他又明确把“特殊规律”定义为“局部的规律”,以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矛盾”,而矛盾都包含着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性 就寄寓在特殊性里面”。因为任何一个矛盾,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产生的,这就赋予矛盾以特殊性。时间、地点、条件变化了,矛盾也就变化了,这就又赋予它以特殊性。脱离时间、地点、条件的矛 盾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之,任何一个矛盾,都是含有特殊性的。矛盾既然含有特殊性,就一定有特殊形式表现出来,而普遍性就跟着特殊性表现出来。范文澜并引斯大林所说“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一语,强调这句话“实在是辩 证法的精髓”,颇能彰显上文中“时间、地点、条件”的重要。他又说,《矛盾论》“深入 地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系”,而“特别着重于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寄寓在特殊性里的普遍性是跟着特殊性表现出来的,“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体地 分析具体情况,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底活的灵魂”。   具体到历史研究上,“历史事件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而史料“就是一大堆的矛盾记录” 。历史科学的任务,首先是要“从大量矛盾的普遍性方面总结出一般的规律”,同时也要“ 从大量矛盾的特殊性方面总结出局部的规律”。前者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局部的规律就是特殊规律。它们产生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因之,这一国不同于别一国,这一民族不同于别一民族,这一社会不同于别一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不同于别一历史阶段。   由此可以理解前引范文澜在说《中国通史简编》是“要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时,何以要附加界定说,“同样不等于一个公式”。而范文澜的另 一段话,更能看出这“局部规律”的重要性:马克思列宁主义确认任何民族的历史一般的都遵循着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但是,同一性在 自身中包含着差别性。……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一定是要通过各民族的特点以不同的 形式表现出来,决不能削一个民族历史之足去适别个民族历史之履。   这里既有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也有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后者正是所谓局部规律的一个重要体现,甚至不排除范文澜所说的特殊规律和局部规律主要就着眼于此。他稍后明言:“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含有极为丰富的特点。只要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些特点就会被发掘出来,成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对人类历史的重大贡献”。这就回归到反教条主义的主题——所有这些局部的特殊,其实都是在贯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   范文澜在批评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时,就怀疑作者“有意无意地依西欧历史的样来画中 国历史的葫芦”,书中明显可见“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的倾向。问题是 ,“如果承认各国历史发展各有其特殊性,那么,有什么切实的理由能够说明它们应该这样 巧合?”“承认各国历史发展各有其特殊性”是范文澜的点睛之笔,所以 他强调,向外国学习的基本原则是“有批判精神的、能独立思考的谦虚和谨慎”——“我们 要谦虚,但决不是依草附木;我们要谨慎,但决不是吓得动也不敢动”。   这样一种不“依草附木”的独立思考精神,应也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础,且与《矛盾论》的思想深相契合。毛泽东在书中指出,“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 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故“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实际上,“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 ”。他强调,“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而“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当然就是这“每一种”中的一种,有其“特殊的本质”在。范文 澜提出,“中国和欧洲不同处,在于使分裂的国家成为统一国家的经济联系,欧洲是由资产 阶级实现的,而中国则是封建时代就实现了”。这话出 自那篇《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文章中,直接促成了后来被界定为“汉民族形成”的争论。统一国家的经济联系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主要表征,而中国在封建时 代就实现了,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里,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看法(详后)。   据说范文澜到延安之前,便细“读《联共党史》和《斯大林选集》,认真圈点,还写了许多札记”,所以他对斯大林的很多基本看法是了解和熟悉的。关于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中的历史范畴这一理论界定,如果范文澜至少有 所了解,则其说法便不是“疏忽”,而是“有意”的。所以陈其泰认为,“范文澜总结汉民 族形成的规律,就是将普遍真理与特殊规律灵活地结合、求马克思主义之‘神似’的范例” 。   换言之,正是通过“汉民族形成”与“特殊规律”的关联,范文澜做到了自己提出的“神似”主张。所谓局部的特殊规律,是建立在“承认各国历史发展各有其特殊性”的基础之上的 。下面将探究范文澜怎样论证欧洲历史情形也是一种特殊,并立足于局部的特殊规律来处理中欧 历史的异同,以论证秦汉时中国已经成为统一的国家,那时及以后的汉族就是独特的民族,尽管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   四、欧洲和中国是两个特殊   早在1942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已明确把秦统一作为“中央集权民族国家” 成立的标志。在1950年他又有新的提法,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就“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以 汉族为基干的民族国家”,不仅明确了那时建立的是“民族国家 ”,而且把过去主要说统一的集权国家发展到与汉民族形成相关的思路。所以,他在50年代写的那篇文章,既是对苏联学者新观点的回应,也是对自己既往见解的坚持和提升。唯在斯大林民族理论已为较多人所了解的时代,要超越阶级来论证国家,就大不容易了。于是范文澜提出秦汉以下的汉族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这样的观点。不过,要论 证这双重的独特,让史料和论据符合理论,也并非易事。   前面说过,范文澜既要维护五种社会形态的基本模式,又要强调中国的“特殊”,这是理解 他怎样认识中国历史之特殊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延安参与中国通史撰写的金灿然说,“最后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不是任何名人的名言,而是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中国的奴隶社会在 殷商呢?还是在西周呢?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发展得那样迟缓”这些重大问题, “都不是空洞的争论所能解决了的。能够给这些问题以正确回答的,只有具体的历史材料” 。因此,他们的研究取向是,“从具体材料出发,在具体材料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性 与特殊性”。   在这样的大原则下,范文澜具体侧重的,是中国和欧洲历史情形的相异,而不是相同。需要 注意的是,他把特殊上升到“规律”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凸显中国“独特的社会条件”,而 汉族也就成为在此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在这双重的特殊里,后一独特是当时大 家更看重的冲击甚或“挑战”,其实前一独特恐怕是更具根本性的突破。   范文澜在1941年就说: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 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 的前途,我们必需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止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 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里,人类历史的共同性已经被大家公认的“经典著作”表述得差不多 了,所以需要了解的,恐怕更多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而“经典著作”所依据的历史素材, 特别是人类社会有了国家之后的历史,更多是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当欧洲被作为世界或 人类模板时,它可以是普遍的;但当它代表或表述自己时,被视为普遍的欧洲其实也是特殊 的,不过是别于中国的特殊而已。   侯外庐曾提出,“各民族所经历的《精品久久》古代奴隶制,有着不同的路径”,即“古典的”和“亚细 亚的”奴隶制两大类,前者是“革命的路径”,后者是“改良的路径”,中国的奴隶制即是 后者。而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 r)则暗示,吕振羽、何干之和翦伯赞都多少有些“中国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等位”的认识 (不过她举的例证也是把东方奴隶制说成是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变种”,似尚不到“等位” 的层次)。   最接近这一说法的是翦伯赞,他曾指出,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 种附有独特形势的奴隶制的社会构成”,是“古代希腊、罗马而外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奴隶制 的变种”。换言之,“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以外,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奴隶制,都是变种” 。这意味着存世的奴隶制有两种,即“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和“希腊、罗马以外的奴隶制” ;且不仅“在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是有其特殊性,而东洋的奴隶制也是具有其特殊性”的 。   翦伯赞的探讨限于扩大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指谓,他自己似乎并未特别看重希腊、罗马也特殊 这一见解。稍后吕振羽确实提出,“古希腊罗马史不只具有奴隶制社会的一般特征,并具有 其独特的特殊色彩;中世日耳曼史,也不只具有封建制社会的一般特征,同样也具有独特的 特殊色彩”。这就把欧洲的“特殊”从奴隶制扩展到封建制了,不 过他似乎也没有对此做出更多的发挥。其实这种欧洲历史也“特殊”的看法,不仅在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里,就是在整个中国史学界,都是不小的突破(详后)。   由于范文澜并不欣赏所谓“亚细亚特殊之说”,不知他是否注意到翦伯赞和吕振羽的相关看 法,不过他关于封建制度可能有“独特形态”的说法,表现出与此相类的取向,即区分“代 表普遍”的欧洲和“表述自己”的欧洲,通过与欧洲特殊性的比较,看清中国的特殊性,《精品久久》进 而增进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所以他明言,“中国和西欧到底是两个地方,各有自己 很大的特殊性”。如果“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一概报废, 只剩下抽象的普遍性”,等于是“拿中国历史去凑西欧历史”,不仅忽视了中国历史遗留的 大量材料,恐怕也不利于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   自从进化论被引进中国,特别是严复引进甄克斯(Edward Jenks)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有图腾 、宗法和国家(军国)三阶段的论说,并把中国定位为久处宗法社会,就已开创了以西方为(世界)基准来反观中国的取向。从那以后,各种政 治、文化和思想观念不同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表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看法( 其说各不同)。在张申府看来,这种思路正是“假定中国社会一定要走西洋社会的路子” 。故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成为很 多人意识或下意识层面的共识。   在这样的语境下,明确提出中国和西欧各有自己的特殊性,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可以 有更广泛的基础,实在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与早些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关于“一般” 和“特殊”的探索相关,却已超出了那一探索——由于中西 均为“特殊”,“一般”的模式不再仅以西欧历史为基础,虽变得有些虚悬,却也成了更加 名副其实的“一般”。中国与西欧历史的异同,也不再是“特殊”与“一般”的不同,而是 此“特殊”与彼“特殊”的不同,这样的差异并不妨碍两者都遵循着“一般”的规律。   前引范文澜说使分裂的国家成为统一国家的经济联系,在欧洲是由资产阶级实现的,而中国 则是在封建时代就实现了,正体现了欧洲和中国各自的特殊性。中国“独特的社会条件”, 正在于其封建社会实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层层分封,类似于西欧的“分裂”;后一段则在全 国市 场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央集权,所以能实现西欧资本主义时代的功能。   故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与欧洲不同,是一种“以家族土地所有制的地主阶级来代替宗族 土地所有制的贵族领主阶级”的“独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和贵族领主的一个重要区 别是:在欧洲,土地自由买卖是“封建制度已被破坏,资本主义已经得到自由的时候才有的 。农民成为私有财产者,乃是‘近代文明国家’里的事情”。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土地 很早就可以自由买卖了。所以“对欧洲说来”,中国存在的是一种独特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注意范文澜在这里说的是中国相对于欧洲的独特,而不是相对于普遍现象的独特。正因为社 会现象并不纯粹,可以有例外,故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不仅可以“有奴隶从事生产”,也可以 有土地自由买卖这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范文澜并不像他的批评者所说是“把资本主 义时代的民族特征拿到封建时代去找”,而是利用史料中具体的民族特征来证明中国的封建 时 代出现了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现象。既然历史依据在,就不能“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 史之履”,而应当贯彻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五、认识和论证中国的特殊   康有为早就说过,中国从三代起,已为“一统之国”。但一统方式实有周秦之别,用钱穆的话说,即“由封建式 的统一转变而成郡县式的统一”。钱穆所谓“郡县式的统一”,也就是范文澜所说的“ 中央集权”,强调的是在中央治理下的一统,以区别于此前放任分治的一统。同时钱穆也认为, “秦朝统一天下,造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局面。这便已是现世所谓的‘《精品久久》民族国家’”, 也就是“近代人所谓的现代国家”。两人皆视秦统一的中国为现代意义的 “民族国家”,不过范文澜比钱穆多一层任务,他需要论证中国的“特殊”也符合五种社会形态的基本模式。   范文澜还要直接面对斯大林关于“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这一 明确论断。斯大林认为,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也没有 民族的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消灭某个民族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这个民族历来彼此 隔绝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范文澜全文引用过这一段 话,而其具体论述,大体是围绕上述几个“没有”来进行的。他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历史 的具体事实”作为“有和无的根据”——“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似不 应以无为有;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似不应以有为无”。   把斯大林关于民族的界定具体化,再论述这些具体因素何时出现并持续存在于中国,就是范 文澜的论述取向。他一一展示斯大林所说几个“没有”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以具体的历史 事实证明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发展确实不一样,并借此说明符合欧洲历史的某些原理,不一定适合中国。   如他在引用了斯大林所说“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民族的”的几个因素 后就说,“依据这个原理来看欧洲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这样的”。然而在中国“早在秦汉时 ,从皇帝、郡守、县令到乡三老、亭长、里魁,形成了一整套的统治体系”,而且是“一个 持久的相当巩固的整体”,除“三国”和“五代十国”两次割据外,没有分裂为各个独立王 国、侯国的现象。   又如斯大林说过,部族变成民族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出现,表现在封建割据的消灭和民族市场 的形成。范文澜引述之后指出,欧洲历史上这种情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完全不曾 发现过”。实际的情形是,“自秦汉确立郡县制,封建分割基本上消灭了,大小市场也实在 形成了,但是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这和欧洲历史确有不同之处”。在此基础上得出前引的 结论,即中国和欧洲的不同在于,“使分裂的国家成为统一国家的经济联系,欧洲是由资产 阶级实现的,而中国则是封建时代就实现了”。尽管“这两种实现的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 ,中国的“实现”却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且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   上引斯大林所说区分于“民族”的“部族”,是一个俄语的译名,对那时不少中国学人来说 是个新名词。据叶菲莫夫的概括,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中所形成的一个历史范畴,而 此前时代中“发生和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由‘部族’这个概念来确定的”。这种资本主义前的生产关系“具有经济分散、人们各部分彼此隔绝等特点” 。   按照这样的界定,资本主义时代以前的中国只有部族,没有民族。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 代,“中华民族”特别需要强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而且 民族和民族主义也已经广为流传好几十年了。对不少学人而言,突然从中华民族或汉民族降 格为次一等的“部族”,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恐怕也是一个情感问题 。   但叶菲莫夫也说,部族其实“具有某种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经济 (程度很低)”等未来民族的一切特征,只是“尚带有潜在的性质”。而且他明确承认中国 的部族“为一定的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共同的地域结合在一起”,早在周朝“形成封建社 会的时候就已经发生和发展”成为一个“带有或多或少稳定性的人们的共同体”,只不过当 时的“经济关系在封建制度条件下总是带着极为脆弱的、不稳定的、局限性的性质”,致使 各个地区中的“人们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   这大体是依据斯大林所说的两段话衍生而出,斯大林明确指出: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 民族要素,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但这些要素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至 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使民族有可能形成的一种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 在资本主义上升并有了民族市场、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时期才变成了现实”。他以早期的格鲁吉亚人为例,说他们“虽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上,操着同 一语言”,但严格说来,“还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他们被分割成许多彼此隔离的公国,未能 过共同的经济生活,长期互相混战”,虽然也有过某种“昙花一现的偶然的统一,至多也只 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统一”,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要论证“民族市场”以及“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在中国的 有无,第二要证明这些因素在中国是处于“萌芽状态”或“潜在的”,还是已经“成熟”而且 比较“显著”地存在。具体还落实在怎样理解中国周、秦、汉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先秦 的经济关系,究竟是脆弱、局限还是已经较为稳定,这决定了大一统是一种继承性的还是颠 覆性的转变。   范文澜以《礼记·中庸》所说“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证,主张书同文就是共同 的语言,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就是共同的地域,而行同伦则“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 素质”。这“三个特征,自秦汉时起确是具备了。在整个封建社会(包括半封建社会)时代 里,本质上没有什么变化”。而他整个论述的核心,是用很大篇幅来阐释以“车同轨”为表 征的共同经济生活和经济的联系性这一特征。中国在战国时已形成了国内大小市场,各“大 市场与全国各郡县的中小市场联系着,不容否认当时全国经济上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尽 管“经济上的联系性与各地方彼此孤立的割据状态是不相容的”,然而秦汉大一统就根本解 决了这一问题。   吕思勉稍早也用《中庸》里这三点来说中国的统一,他对“书同文”和“行同伦”的解释与 范文澜相类,对“车同轨”则以为是“表示政治的统一”。因为“交通也是一种政治”,而 古代尤其“对于道路的修治等,政治上特别注意”。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两人都不 把“车同轨”简单视为交通。如果中国的经济联系在先秦就并不脆弱和局限,则至少在经济层面,秦汉大一统的转变是一 种继承性的发展,此后两千年则是进一步的长足发展;而在政治层面,大一统根本解决了地 方割据对经济联系的影响。“这种联系与坚强有力的同文(汉字的形体在语言的统一上有特 殊作用)、同伦两条相结合”,使得中国自秦汉时起就成为“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此后基本延续。   可知范文澜也相当着重说“经济”,却不是抽象、机械的“经济”,而是具体的经济关联。 在他看来,中国另一个“不同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特殊情形”,就是“工商业与地主结不解缘 ,说迈进则是相应迈进,说停滞则是相应停滞,工商业很难发展到足以脱离封建的性质成为 破坏封建制度的独立力量”。所谓工商业和地主的共进 退,其实就是工商业和农业的共进退,这就突破了很多人把封建与农业联结在一起、把工商 业和农业对立看待的惯常思考。   从很早“耕织”并立的时候开始,中国的农业就和手工业结下了不解缘。而不论耕或织的产 物,都需要并存在着持续的交换。至少在郑国商人弦高的时代,已经存在跨诸侯国的统一市 场。后来的四民社会工商居其二,更清楚地表明商业和日常手工业在农业经济中始终具有不 可分割的地位。历史上长期的“重农抑商”虽有主次、本末之分,却也最能证明两者一直相 生相伴,缺一不可。所以,中国历史上农业虽然没有出现近代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化,却也 不像西方农业那样与市场一度区隔。   过去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比历史学人更注意农业中国的市场联系,施坚雅(G.William Skin ne r)即有系统性的总结。而范文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点出了 中国又一特殊之处,就是“农民虽然过着最低度的自给自足生活,即‘衣牛马之衣、食犬彘 之食’的非人生活,但和市场的联系却依然是很密切的”。一般以为,自给自足者不怎么需要市场;而自给自足的中国农民却与市场保持着“ 很密切的”联系,这一概括相当辩证地表出了农业中国的特色。   支持范文澜的章冠英呼应说,由于“欧洲的封建社会以领主经济为特征,中国的封建社会以 地主经济为特征”,两者间“不可否认是有许多不同的”。故依据斯大林所说形成民族的四 个要素来研究汉民族何时形成,“应首先考察中国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里,是否存在着这四 个要素”。范文澜正是这样做的。他的结论 是,斯大林对民族定义的四个特征,自秦汉起可以说是“初步具备了,以后则是长期的继续 发展着”。简言之:汉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 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 态,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   尽管审慎地使用了“初步具备”的措辞,也加上了“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定,然而既已具备 ,则这些民族特征在中国就已不是“潜在的”,已经脱离了“萌芽状态”而“变成了现实” 。这当然《精品久久》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汉族有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且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开始了封建制度社会,从而有可能变化出一种不同于其他封建制度的独特形态, 又从而有可能很早就形成为民族”。或可以说,正是下层的生活共同体构筑了上层的政治共同体。   不过范文澜当时并未说服他的同时代人。在他自己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讨 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范文澜说“秦汉以来的民族是一种独特的民族,而不是资产阶级民 族”,实际“却以资产阶级民族的特征来作为论证这种独特民族的依据”,这就很难说明“ 所谓‘独特的民族’的涵义如何,它是怎样的一个历史范畴,它的政治社会面貌如何,团结 民族为一整体的领导力量是什么”等诸多问题。至于范文澜论证最力的“共同的经济生活、 经济上的联系”方面,“发言者都认为秦汉时的中国还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不可能 具备这一特征”。   这些否定都是以社会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为依据的,也就是基本不承认有特殊的存在。 而范文澜反复说的关键词,不是特殊,就是独特。而中国似也不能不特殊,因为如果只有资 本主义社会才能形成民族,则中国历史上并无资本主义社会,明末只有存在争议的“资本主 义萌芽”,近代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这个社会里的资产阶级还是一个要加上种种界 定的阶级,则中国是否有及何时有民族,都成了问题。那些不同意范文澜意见的人,有的认 为汉民族形成于明代,有的主张汉民族形成于鸦片战争之后,但真要论证两说,不仅需要很 多附加的诠释,最后还是只能归结到中国的特殊。   如反对范文澜观点最力的魏明经,也认为不能“一味硬说资产阶级民族是绝对性的东西”。 他可以接受中国长期只有部族,却不能接受因“不能形成为资产阶级民族”就说汉族“一直 不能形成为民族”。所以他认为“汉族还在资产阶级未胜利以前就已转变为近代民族”。魏 明经的论证是:“倘说英吉利民族在形成中资本主义要走完很长一段道路,那汉族则是在资 本主义产生后不甚久《精品久久》就成了民族;倘说英国资产阶级当初主要是凭借着经济的力量造成了民 族,那汉族在辛亥革命前却能以发达的部族为基础,在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经济联系下,在 全体人民的空前振奋和觉醒中较快地转变成民族”。   简言之,中国民族的形成就是与英国不同。假如英国代表的是“普遍”现象,中国就是特殊 的。魏明经或未能理解,依照范文澜的看法,英国不一定就代表了“普遍”,也不一定能代 表“普遍”——如果英国表述的其实只是“自己”,则它本身也可能是特殊的,不过是与中 国不同的一种特殊而已。在近代中国的大语境中,像这样从世界认识特殊的,实不多见,也 并非易事。   余论:不易说的“特殊”   自从近代尊西趋新的大势形成之后,“凡社会上所崇拜的人,大抵是痛骂本国文化的人”。反过来,若是提出看似带有守旧意味的言说,就不得不“带几分抱 歉的意思”。于是出现一些奇特的现象,如号称提倡中 国本位文化的,其实是要“创造”一种非旧非西的新文化。不仅看不见“本位”,几乎就是“无位”,以至裘可桴称其 为“自古未有之文化”。而另一些人提出的学术“中国化”,不过是让“世界性 的文化,经过中国民族的消化,而带上一种特殊的中国味道”,实际是要“把全盘西化论发 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两种提法都有政治背景(前者国民党色彩明显,后者可见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似乎印证 着保守主义指的既是政治现象也是文化现象的认知,然而上述态度表明 双方都未必“保守”。实则两者都在因应九一八事变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即便如《精品久久》此,只 要口号的表面看似凸显了中国的主体性,提倡者都不能不做出“我们并不反对学西方”意味 的表态 。在很多人未必明言的下意识中,仿佛中国和西方(以及近义的“世界”和“现代”)成为 一种零和关系,此增则彼减。于是想要争取“双赢”,就必须做出没有敌意的表态。   “特殊”的不易说,就因为它总是指向一个与西方代表的“世界”有所区别的中国,因而总 带有与守旧倾向“同流合污”的嫌疑。为了避嫌,就不能不“带几分抱歉的意思”了。最典 型的例子,即艾思奇对“特殊”的处理。   艾思奇本认为,“用一句空洞的话或一个普遍的一般法则来简单地说明人类历史,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同时研究历史各阶段的经济结构的特殊法则,才能够真正认识人类历史”;且不 仅“社会的各阶段各有它的特殊法则,就是同一社会经济结构的形式,也因为环境条件的不 同,而表现出各种的特殊状态”。所以“研究事实的时候,固然不能忘记了一般的法则,但 我们同时更要记住,这一般法则是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形态的”可他又专门写了《论中国的特殊性》来 表态,力图与近代中国“一切反动思想”所共有的特殊“传统”——“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 义”划清界限。这种“闭关自守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的规律,认为中国的社 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 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   如果不“抹煞”也不特别“强调”,并去掉“只能”和“完全”,所谓“闭关自守主义”就 与艾思奇的看法接近。艾思奇本认为,说历史的规律性存在于所有社会,并不意味着“中国 社会也将要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走同一无二的道路,而没有自己的特殊性”。一般法则“是中国所不能避免的,然而特殊的时代环境也产生了特殊的法则,而使那一般法则也不能不经 由特殊的道路发展起来”。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关于社会发展 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 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着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具体言之,在中国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 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   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也是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者关注的重点。王学典认为,史学界30年代 和40年代的区别,就是“从轻视乃至抹煞特殊,到把特殊弄到与神圣的一般平起平坐的地位 上来;从认为中国的奴隶制与希腊罗马一样‘纯粹’,到终于看到前者仅仅是后者的‘变种 ’”。然而即使是他最推崇的侯外庐,尽管提出了希腊罗马奴隶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平 列”“并立”的早期文明体系,仍确认前者是“‘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 ‘早熟’的文明‘小孩’”,实际上否定了自己提出的论点,“在把‘奴隶制一般论’从前 门赶出去的同时,却又从后门把它引领进来”。   晚清跟着日本说国粹的国人一开始就是在尊西的大趋势下立说的,与他们以及此后说国粹的 人相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论及中国特殊性,基本都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的,眼光 相对更“世界”一些。正是沿着“亚细亚特殊”的路径,吕振羽、何干之、翦伯赞和侯外庐 等人都趋近于中国与欧洲的历史发展“等位”的认识。吕振羽关于欧洲也特殊的看法或许是 偶尔触及,范文澜则有更具条理的明确表述。不论他们是否有意为之,即使他们未曾将此上 升到意识层面,从整个近代中国的大语境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域而言,把“特殊”上 升到规律层次,特别是把西欧也看成与中国一样的特殊,都是个了不得的重大突破。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言,任何区域都可以是表述世界的普遍模板,就看观察者有没有这样 的能力;而当这一区域在代表或表述自己时,它就是特殊的。换言之,特殊可以是普遍,普 遍也可以是特殊。如果允许倒放电影,被当成“普遍规律”模板的欧洲有时并未意识到这一 广泛的“责任”,它在实际历史中表述得更多的就是自己,其实就是一个特殊。反过来,常 以天下自居的中国,却可能有着某种对“普遍”的自觉。当特殊上升到规律层次时,被视作 特例的中国或许也带有某种普遍意味。   若如范文澜所说,各民族历史发展皆有其规律性,“通过各民族的特点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 来”;并坚持以“历史的具体事实”作为“有和无的根据”,而不是“依草附木”,“削中 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则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条件还真未必就那么“特殊”,中 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也不一定就“独特”。在人类历史之上,若表现“特殊”于先,而代表“ 普遍”于后,似也有些不同寻常。   范文澜的批评者曾指责他是在封建中找资本主义,或许他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存 在着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现象。一地的近代现象在另一地却出现在古代,仿佛时间的意 义随空间的变换发生了逆转。在意识层面,范文澜或未必想说中国其实很早就进入了“近代 ”,但他之所言则含有类似的意思。这样看来,范文澜关于民族形成的见解和思路,到今日 还值得进一步反思。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